我国跨区域科技合作与协同

创新发展的新格局新理念

李春成
（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天津 300072）

摘 要：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大力推进跨区域协同创新与协调发展，成为重要战略路径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布局为标志，跨区域协同创新进入全面布局推进、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新时期。当前，我国跨区域创新发展形成四个层面的发展新格局，并不断深化发展。同时，跨区域创新发展的新理念不断涌现，如协同创新共同体、创新“合板理论”、创新空间尺度重构、“三合一”协同的新型研发体系等，为创新发展实践提供新理论议题和政策新方向。
关键词：跨区域；科技合作；协同创新；发展历程；新布局；新理念
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393(2022)01-0007-05

作者简介:李春成（1962.1-），正高级工程师，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区域创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科学学、创新政策、区域与产业创新、知识产权战略与运营。E-mail：lichuncheng502@foxmail.com。

从2021年起，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战略“三步走”的第二步的起步之年。我国区域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演化方向是，跨区域、更大尺度的区域创新协同将不断深化，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建设现代化强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跨区域科技合作与协同创新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2]：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包括各省市及省级以上六个大行政区（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华北行政委员会）在内的各区域处于经济恢复、社会主义科教基础体系建设与调整期。解决国家或者地区科技机构、制度、人员的“有无”的问题是当务之急，从而为跨区域经济协作、科技合作奠定物质基础。中央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第二阶段：从1978年11月至1990年，以计划经济体制主导下的跨区域经济协作为主要内容，各地区科技发展仍处于各自打基础、扩大规模的建设期，但经济协作开始推进，例如北方的环渤海地区、华北地区、京津唐经济协作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发生重大转变，确定了发挥各地区的经济优势、搞好地区间的分工协作的方针。1980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提出推进原料产地与加工地、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并提出“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十六字方针，各经济区开始寻求地区之间的协作^[3]。由于科技发展尚处于恢复建设阶段和科技体制改革初期，条块分割还未打破，跨区域间的科技合作规模相比之下十分有限。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为标志，市场机制开始发育，跨区域科技合作进入以体制变革和制度突破为特征的各层面全面探索新阶段。1996年3月，“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7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进一步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当时国家区域政策的实施对象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等^[4]，受发展阶段所限，科技合作特别是创新仍未作为政策工具纳入大经济区域规划。

第四阶段：2000年到2012年，为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一批重大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导向与开发规划陆续提出并编制实施。2000年10月，“十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是，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发布及其配套政策的实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等政策措施被纳入跨区域协同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如 2008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五、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速建成创新型区域”提出四大重点：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实现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此外，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立起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科技对口支援和合作发展机制。

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布局为标志，跨区域协同创新进入全面布局推进、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新时期。在规划理念和实践中，注重把发挥协同创新引领和支撑作用作为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驱动力，是这一阶段突出特点之一。
2 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形成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区域协同创新发展问题的重视程度之高是以往少有的。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下，特别是在中央最高层的战略决策与部署下，我国跨区域科技合作和协同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科创中心、科创走廊、城市群科创圈、创新湾区、创新飞地、创新共同体等新创新空间形态与不同尺度创新互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在重塑创新驱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2.1 构筑支撑六大国家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与三个层面科创中心联动互补跨区域协同创新新布局

一是形成了支撑六大国家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引领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新格局。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六大跨区域国家发展战略的协同创新布局新格局持续推进、逐步形成，六大跨区域协同创新在引领科技强国建设、增强创新驱动力、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带动辐射效应愈加显著。二是三大层面科创中心建设不断完善。第一层面，建设三大国际科创中心。与跨区域协同发展国家战略部署相配合，中央高度重视北京科创中心对京津冀、上海科创中心对长三角、深圳-广州-香港科创中心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带动作用；第二个层面，建设北京、上海、深圳、合肥四大综合科学中心，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第三个层面，按照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在成渝等科教资源密集、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区域科创中心（科学城）。

2.2 城市群、都市圈创新协同逐步得到更大关注

按照《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健康发展，是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的主要内容。在城市群发展方面，提出加快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大城市群发展；有序推动哈长、长江中游、北部湾、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等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加快出台实施天山北坡、滇中两个边疆城市群发展规划。在城市圈发展方面，提出重点实施《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发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发展，指导有关地方编制实施都市圈发展规划或重点领域专项规划。目前城市圈多呈现以直辖市、省会城市积极推动的局面，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省内跨地市都市圈，如武汉城市圈2014年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有的省可能会有两个都市圈，如山东济南都市圈和青岛都市圈。另一种是跨省域的都市圈，处于起步阶段，如2021年2月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是第一个跨省域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都市圈规划。
2.3 一批具有发展和改革双重辐射带动作用的先行区、引领区和创新高地建设不断布局和深化

一是中央对深圳和浦东科技创新都寄予厚望，布局深圳的先行示范区和布局上海浦东引领区都十分强调创新的引领支撑与辐射带动作用，肩负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圳、浦东面临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我国科技实力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引领性使命。二是包括创新型省、创新型城市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创新型区域试点示范布局不断扩展与完善。三是在京津冀和部分省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形成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改革平台。四是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已经部署了三批，一批区域双创示范基地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对新旧动能转换作用正在显现。
2.4 跨区域对口科技支援与国内科技合作不断深化，成为科技促进区域之间更加公平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性措施

在科技项目支持、成果合作转化与技术转移、人才互派交流、载体平台共建、创新资源共享、技术与资本等要素的梯度转移等方面，推动东西部之间、东南与东北之间，特别是在支援“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等方面，推进跨区域科技合作与协同创新取得了较大进展，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做出了贡献。预计跨区域对口科技支援与国内科技合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内容，未来还会坚持下去，并将不断深化理论与实践创新，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更大贡献。
3 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新理念
3.1 协同创新共同体

2005年北京市科委、天津市科委共同立项支持“京津软件产业共同体”课题研究，首次提出了跨区域产业共同体。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经济消退以及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美国大学科技园区协会等联合发布了《空间力量：建设美国创新共同体体系的国家战略》等报告，提出了“创新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创新共同体由科技园区、大学和科研院所、联邦实验室、私人研发企业为基本构成要素。2013年6月，有研究机构提出建设京津创新共同体、京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区的建议，创新共同体首次运用到跨区域协同创新^[5]。在理念上，有人提出创新共同体是区域创新系统、创新生态系统基础上的区域创新3.0版^[6]，或认为是基于创新共同体的区域协同创新3.0版^[5]。近几年来，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的理念在“一带一路”倡议、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新的跨区域协同发展规划中均有体现，区域创新共同体、产业创新共同体、创新政策共同体、创新服务共同体等多方面实践有所拓展，其内涵也从区域创新协同扩展到关键技术创新共同体、创新文化共同体、创新利益共同体等机制研究领域。
3.2 创新“合板理论”

区域间的合作发展与协同发展之所以发生，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等各种理由。通过促进区域间的科技合作与协同创新来促进区域间的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均衡，无疑是中央政府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因此，处于维护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落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的考虑，中央推行了许多东西部对口科技帮扶、科技合作措施。但是从根本上看，跨区域科技合作与创新协同主要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需要遵循经济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如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区域分工合作、建立在木桶理论基础上的取长补短等等。同济大学吴志强在2021浦江创新论坛区域（城市）论坛发表演讲，主题是“网络与节点：长三角一体化的新认识”。他提出城市间合作发展的“合板理论”^[7]，认为一个城市由很多要素构成，并筛选归纳为六大要素，对于单个城市而言，它的短板制约了整体创新的能力，但是区域协同的好处在于可以将优势合拢起来，使整个区域变得非常强大。合板理论将过去相互割裂的城市发展关联起来，从长三角区域实践来看，只要找出某个城市多余的长板，去和其他城市的短板结合，就可以让长三角几乎所有城市的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也是城市群的好处。“合板理论”不仅仅在长三角适用，它也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3.3 创新空间的尺度重构

当前，区域或城市治理与形态的尺度重构，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间日益加剧的竞争环境下的国内外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并得到理论界、国家决策者、城市管理者乃至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城市治理一直是国家尺度重构过程的主要催化剂、媒介和舞台^[8]。在经济科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双重因素推动下，基于“尺度重构的竞争型国家体制（RCSR）”的城市空间包括创新空间的尺度重构沿着三大方向不断演进，即向下的城市内部区域和外围住宅区、向上的大都市区（邻接城市）和向外的城市网络（不相邻的城市）发展^[8]。近年来，我国关于区域协同创新的空间尺度重构包括微中心到跨区域的超大空间（如涉及多省市创新走廊）都受到关注。其中，城市群、都市圈成为跨区域空间尺度重构中的理论与政策热点，自然也包括城市群、都市圈的创新协同发展。例如，有研究通过构建都市圈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工业企业行业关联的微观面板数据，对中心城市的工业发展水平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并探究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认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在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重合组和非重合组都是显著为正的；同时，认为中心城市溢出效应受到距离、产业同构、市场分割、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距离中心城市越近、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市场分割程度较弱、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外围城市受到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越强^[9]。
3.4 创新空间修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中央的部署及竞争性区域发展主导下，区域空间的重组与修复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0]。事实上，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自贸区等等空间载体，本质上都参与到了全球空间修复的进程。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就是遇到了资本主义全球产业转移和“空间修复”的机遇，这导致了沿海率先对外开放地区在引进外资中得到较快的发展。从我国跨区域创新的空间修复实践看，具有许多中国特色。就京津冀而言，在国家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的空间修复与传统空间修复理论有很大不同，体现为更强的国家战略主导和政策推动，包括对京津冀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更主动的调节，是通过改革建立跨区域统一的大市场等。当前，创新的空间修复的动力主要来自区域内部。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下，创新空间修复过程主要以国内的资本流动、人力资本流动为主。例如，站在十九大报告“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角度看，京津冀的空间修复过程更多是以京津冀大区域内部的有形资本流动、无形知识资本流动为主。同时区域内政府主导的空间修复向跨区域政府协同空间修复转变。跨区域间的空间结构调整，目的在于增强空间发展的动能。由于我国行政体制的特点，传统上空间调整与修复主要是在省级行政区域内部进行，无论是各种开发区的设立还是新城、新区开发开放都是如此。近年来，跨区域、跨流域及高铁等交通沿线的开发建设也逐步得到重视。
3.5 “三合一”协同的新型研发体系

新时期区域转型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发展从景气同步转变到景气交叉，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与科技创新相互依赖加强。世界经济或进入新的长周期，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从各地区齐上齐下的景气同步到景气交叉，包括区域间经济景气分化、产业间景气分化、企业间景气分化是长周期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趋势。而且，景气度较高的区域均为依靠科技创新推进转型早的地区，同时，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创新发展地位显著上升。未来的区域竞争力取决于区域第一产业（可以是具有共同特征和关联性的产业群体）创新发展能力的强弱，特别需要大幅度提高围绕第一产业在城市群乃至全国、全球范围内组织创新资源、人才等要素的能力。进一步围绕第一产业的需要，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真正把创新作为第一产业的第一动力，把专业化科技人才支撑作为第一产业的第一资源。在实践中做到第一产业、第一动力、第一资源的“三个第一”契合式发展，构建区域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型产业新型研发体系^[11]。适应现代产业体系与现代研发新范式的发展要求，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效率提升与匹配发展，在跨区域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将是未来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3.6 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坐标论

有人根据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需要，提出根据各自优劣势和特点，通过区域协同创新，做长优势长板，把长板拉得更长，借助内外交互大循环抓紧补短板。因此在生产力布局上，建构由尖峰—高原—廊道—网络等组成的，最终打造出韧性、紧实、强交互、多源多心多维多向的创新网络。其中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集群分别被公认为是创新尖峰和创新高原。尖峰发挥着瀑布效应，高原发挥着转化作用，通过廊道延展、蔓延，迅捷地融入全国和全球网络^[12]。以上这些跨区域协同创新新理念是区域创新发展逐步升级的客观要求，其出发点都在于通过在更大范围内、更宽视野中优化改善跨区域创新资源的配置，增强科技创新有效供给，提升经济效率和创新效率，根本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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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尼尔•博任纳.新国家空间:城市治理与国家形态的尺度重构[M].王晓阳,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210,318-349.
[9]董雪兵.都市圈中心城市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以长三角城市为例[C].会议报告: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专题研讨会”,中国•南京,2021年6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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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春成.把握发展趋势,提升区域科技创新系统能力[J].青海科技,2020(1):4-5.
[12]何万篷,金颖婷.如何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N].解放日报,202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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